王猛|万里风烟接素秋——21世纪北美杜甫研究举要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21年第4期，总第150期。
王猛，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文学博士
近20年来，北美的中国文学研究声色渐开。先后有《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文学史》和《剑桥中国文学史》出版。21世纪以来，在“理论终结”的背景下回归文本、史料和文化史研究，是北美杜甫研究的一条主线。包涵杜诗的文学作品集、文学史也相继在这一时期出现。而2016年，由宇文所安完成的杜甫全集英译出现，是杜甫全部1454首诗及相关注释首次在英语世界面世，为杜甫研究提供了最新的文献材料。与国内学界类似，随着全译本的出现，北美学术界对杜甫的研究也试图从更全面的视角去审视杜甫诗圣光环之下的多重面相，进而审视杜甫在古典文学传统以及现当代文学传统和文化语境中扮演的角色与意义。然而，北美学者也注意到，对杜甫的重视与研究，与从上世纪40年代以后就堪称热点的北美中国学研究，以及对应的对中国文化与文学的研究潮流，是不成比例的。滋长于这个潮流及反思之下的努力，促使北美中国研究学者越来越多地将目光投向杜甫。一种是建立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与20世纪的学者一样，北美学者通过借用西方的文学理论来检视与阐释杜诗，同时积极超越20世纪学者容易陷入的理论预设的陷阱，尽量回到文本本身和文本阐释的文化语境。受文学文化史的影响（history of literary culture），他们关注文学如何在后世的社会演化中过滤和重建。一种是关注经典是如何以及何以成为经典的。比如在本体研究之外，北美学者关注文体、诗体发生发展的历史语境。本文择其要者，勾勒北美21世纪杜甫研究的新貌。
一、杜甫诗歌的全译与研究
（一）杜诗全译的出版与影响
2016年，宇文所安（Steven Owen）的杜甫全集英译（The Poetry of Du Fu）出版，标志着北美杜甫研究到达一个新阶段。这是英语世界兼顾学术严谨性与杜诗文学性的首个全译本。西方世界的首个杜诗全译本是奥地利学者查赫（Erwin Von Zach）的德文译《杜甫诗集》。此后，随着霍克斯（Hawkes）《杜甫诗选》（A Little Primer of Tu Fu）和葛瑞汉（Graham）《晚唐诗》中对杜甫大历年间诗作的翻译渐渐产生影响，杜诗越来越多地以选篇的形式进入各种文学选集。比如白芝（Cyril Birch）主编的《中国文学选：从早期到14世纪》（1967）、亚瑟·库珀（Arthur Cooper）选编《李白与杜甫诗》（Li Po and Tu Fu：Poems，1973），华兹生（Watson）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诗歌选》（1982），梅维恒（Victor H. Mair）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古典文学选》（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1994）。随着北美中国文学研究学者对杜甫的重视，21世纪以来，杜诗开始大量进入欧美的经典文学选集。这个风潮始于20世纪末宇文所安主编的《中国文学选：从早期至1911年》（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Beginnings to 1911，1996）以及闵福德（JohnMinford）和刘绍铭（Joseph S. M. Lau）合编的《含英咀华集》（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2000），当然，在北美影响巨大的文学选集受此影响也将杜诗选入。如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主编的《朗文世界文学选集》（The 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2004），戴维斯（Paul Davis）主编的《贝德福德世界文学选集》（The Bedford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2004），普契纳（Martin Puchner）主编的《诺顿世界文学选集》（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2012）等。如同当年的雷斯克罗斯（Rexroth）一样，不断有诗人或民间学者投入对杜诗的英译传播，如汉米尔（Sam Hamill）的《对雪：杜甫的视域》（Facing the Snow：Visions of Tu Fu，1988），大卫·杨（David young）《杜甫：诗歌的一生》（Du Fu：A Life in Poetry，2008）等。其中墨菲（James R. MurPHY）的《墨菲的杜诗》（Murphy’s Du Fu，2008），参考奥地利学者查赫（Zach）的分类编次方法翻译了1455首诗歌，然而其方法基本以再创造的形式来翻译杜诗，可以作为杜诗传播的一种形式，而很难视为可靠的翻译。来自学界的最重要的翻译则是华兹生《杜甫诗选》（2003）。
这些翻译或面向学术界，读者寥寥；或因译者身份目的学养等原因难以产生深度。而宇文所安的杜诗全译则在学术与传播场域都试图超越前贤。其全译从属于德古伊特的“中华人文经典计划”（Library of Chinese Humanities），此计划集合了北美一流的中国学研究者与翻译家，以向英语世界精准地译介传播中国经典为愿景，同时以纸质版和开源的网络电子版形式面向读者。这意味着对英语世界杜甫的研究者、中国文化的爱好者、诗歌阅读者提供了最容易的文本通道。宇文氏翻译底本基于《杜诗详注》，也参考自宋注到当代学人如萧涤非的众多杜集注释，并保留了杜甫自注，为普通的读者和学术研究者提供了两套详略不同的参考文献系统。同时，杜诗全译编辑与校订者则是一个学术“共同体”，柯睿（Paul kroll）、丁香（Ding Xiang Warner）、田晓菲等北美一流学者与哈佛大学的博士参与其中，对于杜诗及其诸多注本全貌为英语世界的研究者和读者来说，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版本。2020年，由田晓菲主编，宇文所安、罗吉伟、陈杰、王德威等学者参与的《九家读杜》（Reading Du Fu：Nine views）出版，这本论文集以主题家族、地方性与帝国，诗歌与佛教，接受与重塑分为三章，配合了杜诗全译本的接受与传播。尽管文集编者谨慎地表示希望此书能“让杜诗的英语读者能够接近杜诗的意蕴”。其特别的向以宋代《九家集注杜诗》为代表的中国杜诗学传统致敬的名称，似乎也体现着配合杜诗全译，让杜甫走向“世界文学”，产生海外杜甫“新注”的愿景。
（二）宇文所安的杜甫研究
20世纪北美杜诗研究争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就是如何及是否应该以西方文学理论来进行中国文学研究，刘若愚（James Liu）、余宝莲（Paulina Yu）、高友工、蔡涵墨、罗吉伟（Paul Rouzer）、梅祖麟、宇文所安、叶嘉莹等学者都介入或卷入过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这个过程中存在非常有趣的现象，即被认为主动运用西方理论研究杜甫的学者，如余宝莲、宇文所安等，往往也积极提倡和鼓励回到杜诗的文本“原义”及相关传统中，并以此否认自己以“西方”视角“规矩”中国诗学。普遍而言，从新批评主义的盛行，到文化史的转向，不同学派的学者一般都认同应超越“西方中心主义”视角，回到特定文本与历史语境进行杜甫研究。在“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的影响下，北美学者大都比较重视借鉴或运用文化史的方法，跳出对作品和作者进行简单的价值评判，从互文性、文学传统、接受与传播、内心征象等维度对杜诗进行细读（Close Reading）和深度阐释。作为杜诗全集的译者，宇文所安的杜甫研究相对也最具完整性与最具代表性。他的研究主要建立在深度的文本解读之上，关注和强调杜甫在诗歌创作主题、技法方面的创新性。
宇文所安认为杜甫是中国诗歌传统中最具创新性的诗人。他的创新价值甚至在中国文学传统内部都重视不够，而是往往被杜诗“无一字无来处”等承继传统、用典运诗的评论话语遮蔽。他认为：“杜甫也从惯例中解放了出来，但却是一种不同的、较深刻的变化。有关杜甫的一个批评滥调是‘无一字无来处’，但对于杜甫的运用传统，这一滥调不仅在表面层次上是错误的，在较深层次上也是错误的。杜甫对较早文学的掌握远远超过在他之前的任何诗人，但他真正地‘运用’了传统，充分体现了运用一词的控制和掌握涵义。传统文学和惯例极少支配他的创作。必须仔细检查杜诗，才能寻找熟悉的唐诗结构，而即使找到此类结构，也会发现它们在诗歌的整体结构上作用甚小。例如，攀登山峰是觉悟过程的相应模仿，这是一个古老的主题，已经产生过千百首诗篇。王维在《登辨觉寺》中，用这一主题写出了优美的、高度个性化的作品。可是，结构和主题的惯例仍是构成这首诗的原始材料，就像其他同类诗作，‘觉悟’是诗中的真正目标。在杜甫最早的诗作之一《望岳》中，也可以看见同样的惯例；但此处惯例模式是隐蔽的，而且其作用也是从属的，诗中真正的艺术和理性关注在于别处。阅读杜甫作品时，辨别诗人如何使用较早的特定字句和风格是一个基本的工作，但巨大的、变化不停的诗歌惯例整体，对于理解杜诗既不足够，也不重要。”在这个基础上，宇文所安提出了“断片”创作的概念，认为这是杜甫以及中国诗歌创作的重要特质。宇氏的研究基于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方法，同时又对文本细读忽略作者与文本语境（Context）和其他历史文献保有警惕，因此提出：“杜甫的许多诗篇无需涉及传记或历史背景就能读懂，但也有同等数量的诗是对重要政治历史事件的反映，其契合程度远远超过大多数同时代诗人的作品。”宇文所安继承了傅汉思的诗学研究方法，尤其是傅汉思对特定地点场景（topos）的重视，在他的探究下：“在杜甫的诗中，意义和秩序的各种可能性被复杂化至矛盾的地步，并回响于诗中的每一个字。”因此在阐释杜甫诗歌时，要关注将诗人与所处场域的关系用一种对传统、人物或自然景象进行召唤的形式展现出来。
其次，宇文所安关注杜甫诗圣的形象与杜诗“诗史”特质。在杜甫全集英译的导言中，宇文所安几乎用了大半的篇幅去阐释“诗史”的内涵。宇文所安把“诗史”翻译成诗人-史家“poet-historian”，实际上将“诗史”的创作意义与杜甫身份形象属性融于一体，这也是北美杜甫研究学者关注的焦点，蔡涵墨把“诗史”译为“诗歌历史学家”（Poetic historian）。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他对比了杜甫与唐代同期的其他诗人，也对比了欧洲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写作传统，进而提出杜甫的“诗史”不仅是“安史之乱”之际的大型历史变动中，而是存在于对日常事务的关注中，在某种意义上是“诗歌化的日记”。早在上世纪80年代，宇文所安就认为唐诗通常是诗人对自身所观与所感的记录。在其著作《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象》中，他描述杜甫的诗歌《旅夜书怀》时指出：“杜甫的诗句很可能是种特殊的‘日记’，与通常日记的不同在于它们的情感强度和即时性，在于它们对发生在特定时刻的经验的表达。与日记相似，诗歌承诺了对历史经验的记录：确切的时间、地点与场景可能已无法还原，但读者信任它们的历史真实性并依赖于它。诗歌的伟大并不通过诗歌的创意来表现，而是通过诗人与这个时刻、这个场景相遇的契机表现出来。”宇文所安对比杜甫与华兹华斯等欧洲诗人，指出：“欧洲文学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是通过表现和理想化体现出来的，而杜甫的现实主义却更接近于日记和对日常发生事务的关注。当这种关注进入了诗歌的思考机制，它有时是诗化的日记，有时仅仅是进行社交事务，有时又是中国传统中最伟大的诗歌。这三种倾向是被允许同时发生的。”杜甫既在记录时代重要的政治与社会变革，又在记录生活日常中的各种时刻，也在运用诗歌对不同阶层、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社交。“诗史”因此呈现出一种超越时代的特质，“每个出现在杜诗中的时刻都是已发生过”。杜甫实际上是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诗歌写作的创新。
在近年的研究中，他提出杜诗具有“以诗道思”（thinking through poerty）的模式，提出要避免用一种哲学的方式将诗歌作为一种接近“存在”的神秘语言，继而忽略背景元素来思考诗歌，而是把诗歌当做思考的过程与对象。杜甫的诗歌本身就包涵着通过思考，而用一系列象征元素来形塑历史和世界所发生事件的模式。这种模式在《秋兴八首》中非常明显，但在其他杜甫的诗歌中也广泛存在。宇文所安通过杜甫的《解闷十二首》来分析杜诗中运用典故的元素与秩序，提出杜诗对空间、地理、历史、帝国、边荒等元素的秩序性的安排。宇文所安也越来越关注杜甫、杜诗的早期形象及其演变。
二、杜甫形象与文学传统的生成演化研究
（一）杜甫形象的“多重”与“建构”研究
在杜甫与文学传统的关系维度，周杉在20世纪90年代末出版的论著《重思杜甫》（Reconsidering Tu Fu：Literary Greatness and Cultural Context）将杜甫对文学传统的影响分成文化杜甫与诗人杜甫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讨论杜甫作为“文化丰碑”和“诗歌领域中有建树的人物”对文学传统和文士在不同维度的影响，试图将杜甫作为诗人的形象与作为文化英雄被塑造和接受的形象进行深入的反思。这既是对洪业所提出的“文化英雄“形象的反思，也回到杜甫研究中越来越重要的一个问题，即杜甫的真实形象及其被经典化的过程。在诗学研究层面，周杉重视杜诗中的“论题性（topicality）”，并用此替代过去讨论杜诗时习用的“compassion（共情）”的方法。她将杜甫与元结、颜真卿等人在“安史之乱”前后的经历与话语进行对比，揭示杜甫在社会变革当下的行为与话语的复杂性，试图回应洪业在《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中对杜甫“伟大性”的塑造，着力将杜甫从洪业所推崇的“文化英雄”的形象还原成一个乱世中漂泊的“普通诗人”。
回到杜甫经历的“历史现场”，梳理杜甫形象被建构的历史让北美学者对文学传统所置身的政治思想史、社会文化史变迁日渐重视。蔡涵墨（Charles Hartman）就宋代不同时段学者群体的文化政治倾向来考察宋代文人对杜诗的喜爱和推崇，进而考察杜甫形象随之而演化和层累的构建过程。蔡氏师出于毕少夫（Friedrich Alexander Bischoff），善用文本考古学的方法——即深入分析研究历史文献产生和流传、改造的历史，力图恢复文献本身的面貌，还原文献作者原本的真实意图及被篡改的经过。反对新批评方法，不认为“文本是神圣的”，而是“要综合‘传记细节’（biographical details）和‘注疏’（commentary），通过对文献集合体的重视来关注‘第二叙事’（secondary narrative）与‘字里行间的含义’（implication between the lines），将中国文学传统中的诗文用典视为一个具有整体和连续性的典故领域（allusive field）进行分析，关注文本在与其历史背景互动中的含义”。与他关于韩愈、宋代士大夫的研究类似，蔡涵墨注意到杜诗在宋代的地位升降与政治文化演变之深层关系，并强调杜诗注本反映了“注家、编者、出版商的政治背景与动机”。具体而言，他认为杜甫、杜集在宋代的形成与形象塑造与每个时代的文士和所经历的时代背景主题密切关联，比如杜甫在王注本中作为“改革者”的形象以及对“诗史”的强调，就对应着“庆历新政”这样的改革主题。在第二个阶段，随着宋代在1070年前后的权力分化，杜甫的注家更多将其形象与屈原联系起来。而在第三阶段，在北宋陷落的大变局中，杜甫的形象则演化为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幸存者”（cosmos survior）——其诗集可以作为个人与道德救赎的传奇。他既注意到《诗格》与早期杜诗注释的缘起，又注意到王安石《杜甫画像》对杜甫形象塑造的开创意义。
（二）杜甫与文学传统的关系
杜甫与文学传统相互塑造的复杂关系不仅成为杜甫研究中的重要话题，也逐渐成为北美研究唐代和历代中国文学与文化无法忽略的重要问题。无论是柯睿（Paul Koll）对唐代诗歌文化史的研究，还是王德威通过现代诗人对中国现代文化的探究，他们都将杜诗作为传统的重要塑造元素进行挖掘和阐释。
倪豪士（William H.Nienhauser，Jr.）从宋人阅读和注解杜诗的方式演变进行探究。在《过去与现在：对杜甫诗歌的个人解读》中，他关注到杜甫与同时代的诗人都具有“博览群书并能背诵大量文本”的特征，借用文本记忆形成的“精神文库（mental corpus）”的概念解析杜甫诗歌中的意象与典故，试图揭示典故意象中蕴含的“第二重”涵义。他借用文学批评家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提出的具有相似审美趣味与文化背景的“第二层读者群”理论来指称杜甫诗歌在中唐以后到北宋的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甚至技术背景的“读者群”，通过对《江汉》及杜甫一系列诗作的细读与典故阐释，指出杜甫的诗作“超越了单纯的对诗人在特定历史时刻的经验的如实记载”，并且“意大于言”。并指出唐代诗人指引读者通向更丰富的阅读之径的路标是情感共鸣（resonances）和典故的运用。运用西方理论的同时，倪氏也注意运用中国传统本身的话语机制，他讨论顾陶与黄庭坚等人的评价与创作，也引入朱熹“人看文字，只看得一重，更不去讨它第二重”的话语作为适用杜诗接受背景的导引。倪豪士认为“老马”意象是勾连读者群共同文化记忆的核心要素，是朱熹所谓的读书之“缝罅处”，是文士接受杜甫的共同脉络的连结点。为探讨杜诗接受如何与诗歌语言本身深层的连接机制，北美学者在精神与记忆传承的角度多有着眼，蔡涵墨也探讨过由于科举考试等制度机制形成的“记忆库”（memorization corpus）对杜甫和唐代诗人引用《文选》的影响。与20世纪的学者类似，文本细读往往与语言学理论相结合。陈杰（Jack W. Chen）即从修辞学的角度借鉴卡维尔（Stanley Cavell）的理论，对杜甫诗歌语言的修辞方式内涵进行研究。卡维尔认为文学语言可以让作者将自身置于“不确定”状态中，他分析了柯尔律治、华兹华斯、爱默生等，认为文学语言是脱离庸常、重构日常生活的质料。陈杰将这点作为杜甫创作的隐喻，认为杜甫“时常以对失意的自省调和对成功的希望，通过用反讽的现实性去削弱他的成功，或是将个人的失败作为诗歌对象主题化‘返归’到系列失意景象中”，因此“杜甫成为对自己诗歌带有反讽眼光的读者”。他从杜诗修辞学的角度，追溯修辞学的开端昆体良（Quintilian）和研究前沿J. Douglas Kneale，分析顿呼（Apostrophe）修辞手法在杜诗中的运用。分析杜诗中过去的事件、不在场的地方、历史中的人或消逝的想法被当做在场的语言，对杜诗中的符号与停顿进行检视。
这些学者的研究继往开来，往往对20世纪北美杜甫研究中三个重要话题进行回应与重塑。一是高友工、梅祖麟在60年代末写成的《杜甫的〈秋兴〉——语言学批判的实践》，采用结构主义音韵学阐释杜诗，从语言学角度对杜甫《老马》诗以及《秋兴八首》组诗进行的研究。高友工、梅祖麟认为“老马”是本诗末联第1句的宾语和末联第2句的主语。高、梅二教授之论文是用语言学研究杜诗的典范，二人的方法可称之为“语言学细读”（lingustics close reading）。他们一方面参考叶嘉莹《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中胪列的历代杜诗评注旧说，一方面运用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如弗莱（Norfhrop Frye）、瑞恰兹（I.A.Richards）、恩普逊（William Empson）、傅莱（Norfhrop Frye）、乔姆斯基（Chomsky）诸家的理论与方法，从语音之模式（Phonic Patterns）、节奏之变化（Variation in Rhrthm）、语法之类似（Syntactic）、文法之模棱（Gramatical Ambiguity）、形象之繁复（Complex Imagery）及语汇之不谐调（Dissonance indiction）各方面，分析《秋兴》八首。二是在文化史（Cultural History）研究方法兴起之后，从文化史视角看杜甫在唐宋时期的接受与影响的研究，与20世纪90年代苏珊提出印刷技术变革对北宋文士学习方式，和背诵前代作品的传统影响的研究相关。苏珊（Susan Cherniack）指出，随着技术变革对阅读习惯的改变，宋代早期数十年间，“背诵前代作品的传统”在印刷业初步取得成就之后便衰落了。倪豪士、蔡涵墨等人对文人共同拥有“记忆库”或“精神库”的重视，都凸显出在“手抄”与“印刷”的物质文化变革中对唐宋文士读诗、学诗甚至论诗方法的重视。三是由洪业提出，宇文所安、周杉等反复探讨的杜甫与杜诗在“诗史”视角下的多重内涵。倪氏的研究就对宇文所安的杜甫“日记一样的诗歌”创作观念提出商榷，提醒北美的读者杜诗的特点除了广泛的包容性与日常性价值外，不能忘记因为诗人本身对诗歌与文本传统的熟稔，导致杜诗中的意象与内涵能够引起北宋时期阅读者“第二重”的反应、理解与共鸣。高和梅的研究侧重于诗歌的句法空间，宇文所安侧重从时间与典故，而倪氏则更进一步强调诗人与读者群，与文学传统塑造的关系。
三、杜甫研究的多元化与创新视域
与中国本土新世纪的研究趋向类似，北美杜甫研究呈现出针对文学研究发展衍生和形成的或小或大的多元“主题”深入之特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着眼到杜诗的细节阐释、杜诗与宗教、政治、社会史的关系等主题，兼用传统与跨学科多种方法理论研究杜诗。
（一）杜甫研究的多元“主题”
运用现代文学理论研究中国古典诗学的争议始终是学者关注的焦点。罗吉伟（Paul Rouzer）在哈佛大学的会议上发表了有名的论文《杜甫与律诗的衰落》，针对北美重构中国诗学的努力，深入探讨20世纪以来关于西方文学理论适用度的问题，认为在自我反思基础上的理论可以加深我们对杜甫诗歌的理解。他认为北美学者无论有意无意，都会陷入比较文学的视角。但这种视角不应是简单的比较方法的运用，而应该注意到现代语境与中古各种社会与文化的差异。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北美的杜诗研究者应注意到自己作为诗歌研究者和读者的双重身份，并且对这两重身份的不可完全调和保有警醒。他使用海德格尔和保罗·策兰（Paul Celan）关于痛苦和承受的诗学理论阐释杜甫。同时，罗吉伟亦重视杜甫与佛教关系的研究，与此前学者较为单向地谈论宗教对文学的影响不同，他将佛教看作唐代精英传统、社会生活行动“质料”的一部分，也因此将佛教元素当做生活于这一特点环境的诗人创作工具库中的一部分，认为杜甫可以娴熟地使用佛教元素，并从自己的诗意表述出发驾驭增减佛教元素。田晓菲也在佛教层面对杜甫的“秦州—同谷”诗进行重新阐释，在《觉悟叙事：杜甫纪行诗的佛教解读》中，联系齐梁时代形成的“观照诗学”，认为杜甫的秦州诗中“隐含着一个觉悟有情的成佛叙事”，指出杜甫尽管具有鲜明的儒家特质，但他和“中古时期的任何人一样，就要有多元性复杂性，不应该被简单化和标签化”。在《九家读杜》的导言里，田晓菲认为杜甫的生活本身并不是异乎寻常的，但杜甫书写他们的方式是异乎寻常、引人瞩目的，他注意到并书写下在当时精英社会与诗学话题中没有被过多注意和言说的时刻与细节，用一种精心锻造的诗歌语言写作他们。后世的诗人往往都“学杜”，和做杜甫，这是杜甫为何难以超越的原因，因为杜甫是在坚定地做自己，他并不像任何人。
艾朗（Ronald Egan）对杜甫诗意图的研究，揭示出在艺术史领域，围绕杜诗产生的诗意图在某种意味上与文学传统中宋代千家注杜的情况相映成趣。他注意到与杜甫诗中丰富的对家人、朋友以及仆从的书写不同，诗意图显现出的是一种去“历史化”的特质，许多杜诗诗意图塑造的杜甫都是一个孤独者的形象。陈威（Jack W. Chen）的研究试图探析杜甫作为诗人和作者对作品成功的焦虑。对诗歌创作成功的期待和可能会失败的阴影始终萦绕着杜甫，由此来分析杜甫中晚期诗歌对“家”的概念的建构。他注意到对杜甫而言，诗歌中有持续的对家的渴望的主题，这个主题代表着对成果，特别是诗歌成功的追求，而“杜甫对家的渴望在安史之乱之后变得普遍而深刻”。在诗史的表达之外，杜甫对家的渴望，在诗歌中体现为不断表达返回“日常（ordinary）”的愿望。这种返归贯穿表达了变乱创伤之前和之后的生活，涉及《不归》《卜居》《为农》《屏迹三首》等。麦大伟（David McCraw）同样也关注杜甫的晚期诗歌创作，他在《杜甫晚期诗歌中的居所》中讨论诗人栖居的“地方”如何在诗歌中动态地展开，与历史、现实以及未来发生联系，从而勾勒出诗人的“自我呈现”之形象。他在90年代写就的《杜甫来自南方的伤悼》，则以丰富的例证对比杜甫与西方文学传统中的诗人，试图将杜甫向“世界文学”的场域推进一步。
（二）杜甫研究的创新视域
在多元化的研究背景下，最引人瞩目的是一批青年学者的数种博士论文和专著，在中国、北美、日本、欧洲学者的研究基础上试图以新的路径、方法和话语塑造新的研究范式。施耐德《儒家先知：杜甫诗歌中的政治思想》试图超越传统研究对杜甫刻板的“伟大”特质的探讨。他的研究深入地探寻了杜甫的艺术技巧究竟是如何与他所生存的时代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关联在一起，既非常谨慎地坚持传统的文本阅读方法，又强调将现代的文学批评理论与政治学思想引入研究之中，运用波考克（J.G.A. Pocock）和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的政治学理论，将语言作为权威的结构以及个体诗人生活的观念世界。乔治·彼德森（Gregory Patterson）的博士论文《帝国的挽歌：杜甫晚期诗歌中的诗学记忆》，用文学诗歌地理学的方法，探析地方、记忆在杜甫诗歌中扮演的角色，认为杜甫在夔州及之后的诗歌记忆个体与政治危机的框架，为我们理解晚期中古的文学历史变迁提供关键的钥匙。他关注杜甫的夔州诗等作品中的地理景观与文学传统对应的对历史人物的纪念，认为诗歌与地理景观一起构成了召唤“过去”的“历史通道”。另外，他也注重从民族志的视角阐释杜甫诗歌中的地方文化和文化语境。郝稷（Ji Hao）从杜诗注释和杜甫年谱注释两个维度对明清之际的杜诗学演化进行研究。陈觉（Chen Jue）《制造诗圣：杜甫形象在宋代诗学文化中的建构》主要关注杜甫形象在宋代的建构，认为宋代文士从自身的文学与思想的关注出发塑造了杜甫，也塑造了整个宋代诗学。卢卡斯·本德（Bender Lucas Rambo）的博士论文《诗史与诗圣》挖掘杜甫诗歌的伦理意义与道德价值，从文学思想史的维度分析历代有关杜甫的阐释话语，以及杜甫的诗歌如何切入文学的道德意义。在此研究基础上，本德着力研究杜诗对传统的重要性和本质的重新思考如何在中国诗歌史上扮演了关键性角色，认为杜甫“预见”了中古社会后期重要的哲学变迁，也在诗歌与伦理关系间树立了持续性的典范。
综上所述，21世纪北美杜甫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与国内的杜甫研究越来越具有共时性和共题性，展现出不少振奋人心的特质：一是对经典问题的持续对话与讨论，包括以语言学或修辞学的方法来研究杜甫，厘定现代文学理论研究杜甫的边界与范畴，对“诗史”进行多维的翻译、定义及内涵解读，梳理杜甫的诗歌与文学传统的深层关系；二是在学术视角方面不断出新，包括手抄本研究的兴起，对“作者问题”的重视，对杜甫与杜诗早期面貌与文化史、政治史关联的挖掘，通过杜甫研究重构中国文学传统的演化脉络等；三是回到文本与文献、以及作者本身。同样未来也面临同样的挑战：如何拨开历代层累在杜甫之上的刻板形象，如何让杜甫走入世界文学这一更大的场域，如何通过杜甫更深层地理解中国的诗歌文化与文学传统，如何避免现代理论话语前置的种种“陷阱”等等，都有待更多学者深入其间。
END